第四届古中两党理论研讨会第二次会议于古巴时间本周三夜晚举行，会议由古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经济部部长霍埃尔·凯波·鲁伊斯和中央国际关系部副部长胡安·卡洛斯·马尔桑·阿奎莱拉共同主持。
中方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沈蓓丽女士，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埃尔南德斯、中国驻古巴大使马辉以及两国党政领导官员出席会议。
会议伊始，凯波·鲁伊斯回忆称，2021年4月召开的古共八大更新了《2021-2026年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方针》，对中央报告及各项决议中包含的思想、概念和指导方针进行了党内讨论与更新，其中 57 项内容与经济有关，并由古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的政治局与书记处等党内部门逐级系统化开展评估工作。
继续坚持并创造性发展我国社会模式
第四届古中两党理论研讨会第二次会议的首位发言人是阿古斯丁·拉赫·达维拉科学博士，关于科学和创新在古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拉赫·达维拉表示，摆脱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体系是人类在 21 世纪初面临的主要任务，而且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尽管在20世纪在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但这并未降低该任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是说明了它的复杂性。
这位古巴科学家已调研，科学是否能够以及可以以何种方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承担不可或缺的责任，将知识、无形资产的产生和增值、相比传统经济拥有更多不确定性的创新投资的回收转化为经济，会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功能失调更加明显。
拉赫·达维拉指出，向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科技经济转型，需要扩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科学等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而这只能通过国家投资来保障。
拉赫·达维拉补充道，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且用于发现或发明某些产品所必需的所有的背景知识不应私有。
同样，“产生知识（教育和科学）的社会过程与企业利用该知识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二者之间的联结效率，将在未来决定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与知识经济是不相容的，对历史变革的必要过程的理解是一回事，为实现变革而形成政治意愿和文化意愿又是另一回事，且二者有极大不同之处。知识经济仅凭科学是不够的，但科学可创造必要环境，以使文化和政治有用武之地。
拉赫·达维拉认为：“文化和政治将协调意志，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但也有必要确保这种公平转化为经济增长。这便是科学的新责任”。
阿古斯丁·拉赫·达维拉强调，古巴正在建设一个更好的、具可能性的替代性社会。这表明即使资源稀缺，如果分配得当，也可以实现高水平的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这客观地证明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指标之间的脱钩。
拉赫·达维拉提到，我国在公平和文化基础上的繁荣经济建设已持续60多年且将继续，虽然遭受受着史上最长期、最残酷的经济封锁和思想战（与其说是思想战，还不如说是图片战，因为他们并没有太多思想）。这种思想战拥有充足资金支持，并试图证明外部入侵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内部虚弱。
拉赫·达维拉强调：“尽管必须继续建立并加强反对对古封锁的全球共识，但现今可以预见的是他们会维持封锁，因为那些统治世界的百万富翁们想让资本主义替代古巴但尚未成功。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尽管封锁继续存在，我们仍需继续抗争并创造性地发展国家经济和社会模式。在 21 世纪，我国经济必须以知识和科学为基础”。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表示，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这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予了显著支持。
马名杰通报，在世界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被公认为影响力持续提升并进入最具创新能力的行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中国的全球创新能力创新指数从 2012 年的世界第 34 位上升到了 2021 年的第 12 位，成为最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的 81 项关键创新指标中，有 9 项来自中国，此外中国在世界大科技城市群（19 个）拥有数量上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24 个），多于德国（9）和日本（5），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四城位列世界大科技城市群之中。
此外，中国的基础研究能力不断加强，水平不断提高，科技论文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还有企业基础研究、战略性高技术、载人航天、高技术产业领域如高铁、移动通信发电、核电、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特高压输变电、高难度油气田、杂交水稻等重大创新。
同样，科技创新在服务人民群众生活和健康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端医疗设备定位、加大开发投入、增加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业务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马名杰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他还指出，政策调整应根据发展形势的变化，有侧重地进行调整。继续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基础，是党和政府的持续工作重点，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响应。习总书记指出创新的推进本质上是靠人才的驱动，“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构建了基础。哈瓦那大学马列主义与历史系系主任奥尔加·佩雷斯·索托博士在第四届古中两党理论研讨会第二次会议中发表讲话时肯定了上述观点。
佩雷斯·索托将社会主义定义为通过对立、割裂并超越资本逻辑的一种发展建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承担了责任并应对帝国主义历史复杂性。
佩雷斯·索托补充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每一个可能的时刻追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动员全社会一致进行社会变革，并始终把人作为变革进程的主角。对社会主义进行本质探讨，应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讨论如何与时俱进，把事业的永恒不朽与个人的短暂生命相结合”。
佩雷斯·索托同时也兼任哈瓦那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她强调，古巴经济模式的支撑原则是：人是主要目标和主体；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计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管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国防、国家安全、权利平等、义务平等的道德与法律认知。
佩雷斯·索托还讲解了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更新的过程、有关指导文件、至2030 年的国家发展计划、国家愿景、战略重点、战略领域，以及衍生的主要转变。
在发言的末尾，奥尔加·佩雷斯·索托博士总结了古巴模式更新的战略目标，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不可逆性和连续性，坚定地依靠原则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
佩雷斯·索托表示：“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工作、生产体系的必要效果和效率、公民价值观的教育和养成、卫生、科学、技术、社会创新和信息化、文化、体育、信息、社交媒体、国防和国家安全、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
改革开放成就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
在第四届古中两党理论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当天最后一个发言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他介绍了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和经验。
王一鸣提到，在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并表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自此，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全面迈进，从局部探索转向加强高层设计。
王一鸣回忆道，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40多年，在新的背景下的经济改革措施也已被确立，需全面优化产权与科技创新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分配机制、社会领域改革、精准扶贫基本战略。
同时，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改善人民健康、义务教育和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等。
王一鸣认为，“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王一鸣总结道：“中国所做的就是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从而形成了党对改革工作的集中统一决策制度”。
第四届古中两党理论研讨会第三次会议将于3月24日本周四上午举行，会议的核心议题是领导班子建设对于延续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干部的培养和过渡模式，以及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的经验交流。
(摘自古巴共产党官网)
（古巴外交部-古巴驻华大使馆）
